1931年深冬，江西瑞金叶坪村。凛冽的北风呼啸着穿过简陋的祠堂，吹得油灯忽明忽暗。屋内二十几个人围坐在长条木桌旁，呼出的白气在昏黄的灯光下清晰可见。这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的第一次财政工作会议，参会的都是各部门负责人，但此刻，所有人的脸上都写满了焦虑。

财政人民委员邓子恢放下手中那份薄得可怜的账册，声音低沉：“诸位，我直说了。国库里现在只有不到20万元，这还是从闽西银行转过来的。可财政部那边说要拨款100万元做启动资金，实际上80万元根本到不了位，都是空账…”

话音未落，负责粮食调配的同志站了起来：“邓部长，20万元？十万红军一个月的口粮就要30多万元！这个月的军饷还没着落，前线将士已经三天没见过肉了！”

“药品更紧缺！”后勤部门的负责人急得直拍桌子，“上个月江口那边运进来的奎宁和消炎药，还不够伤病员一周用的。国民党的封锁越来越严，一包盐的价格涨到了五块大洋，老百姓都吃不起盐了！”

会场陷入了沉默。窗外传来巡逻战士的脚步声，显得格外清晰。大家心里都明白，这不仅仅是缺钱的问题——苏维埃政权刚刚成立，如果连基本的财政运转都保证不了，如何维持政权？如何打仗？如何取信于民？

毛泽东坐在角落里，一直没有说话。他缓缓点燃一支烟，深深吸了一口，烟雾在灯光中慢慢散开。良久，他开口了，声音不大，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坚定：“打仗要钱，吃饭要钱，办事也要钱。靠打土豪只能救一时之急，不能当饭吃。我们得想办法，真正让苏区的经济活起来。”

他站起身，走到窗前，望着漆黑的夜空：“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想，赣南这么大的地方，就真的穷得叮当响？不对。赣南有山，有矿，有林子，有土特产。关键是我们要学会经营，学会做生意。”

“可是主席，”有人提出疑问，“我们是搞革命的，不是搞生意的啊？”

毛泽东转过身，目光扫过在座的每一个人：“革命也要吃饭！列宁说过，没有经济基础的政权是站不稳的。我们现在就需要这样的人才——既懂政治，又会经营；既能打仗，又能理财。”

他顿了顿，目光落在了一个坐在最后排的人身上。那人三十多岁，穿着洗得发白的灰布军装，脸庞清瘦，眼神却格外坚定。他叫毛泽民，是毛泽东的二弟。

“泽民，”毛泽东叫道，“你过来。”

毛泽民站起身，有些意外地走到前面。他比哥哥小三岁，从小就跟着父亲学做生意、管账。在韶山老家，毛家能从贫农变成中农，再慢慢殷实起来，很大程度上靠的就是毛泽民精明的经营头脑和一丝不苟的管家能力。

“中央执行委员会已经决定了，”毛泽东的声音在会场回荡，“由你负责筹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，任首任行长。国家的钱袋子，就交给你了。”

会场里静得落针可闻。所有人都明白这个任命意味着什么——在物资极度匮乏、经济濒临崩溃的情况下，毛泽民接过的不是一个肥缺，而是一个随时可能引爆的炸药包。成功了，苏区才有活路；失败了，不仅他个人要担责，整个苏维埃政权都可能因此动摇。

毛泽民沉默了几秒钟，然后用力点了点头：“我接受。”他的声音不大，但字字铿锵，“只是我有一个要求——给我充分的调查权和决策权。我要亲自去各地看看，摸清底子，才能把这个银行办起来。”

“可以。”毛泽东立刻回答，“你需要什么人，需要什么支持，尽管说。”

“我需要闽西银行的曹菊如来当会计科长，另外再给我配一个出纳、一个勤务员。”毛泽民说得很实在，“不需要太多人，但每个人都要靠得住，会算账。另外，主席你刚才提到赣南有矿产，我想先去调查清楚，到底有哪些矿，能不能变成钱。”

毛泽东欣慰地点点头：“好！这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。”他转向其他人，“大家听好了，从现在起，全力配合泽民的工作。他到哪个地方调查，当地的苏维埃政府要无条件协助。这不是他一个人的事，是关系到我们整个政权生死存亡的大事！”

散会后，毛泽民回到自己简陋的住处。一盏油灯下，他摊开一张皱巴巴的地图，开始仔细标注赣南各县的位置。窗外，寒风依旧呼啸，但他的心却渐渐平静下来。从韶山的小账房，到长沙的工人运动，再到现在要掌管一个政权的钱袋子，毛泽民知道，这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挑战。

他想起父亲毛顺生生前常说的一句话：“做生意，要眼光长远，不能只看眼前的三瓜两枣。”现在，他要用父亲教给他的本事，为这个刚刚诞生的红色政权找到一条生路。他把目光落在地图上的几个县名上——于都、会昌、大余、安远…那里据说有矿，但到底是什么矿？值多少钱？能不能解决眼前的困局？一切都还是未知数。

01

1932年初春，毛泽民裹着一件破棉袄，带着两名警卫员，踏上了赣南调查之路。这一路走来，他看到的景象比预想的还要严峻。

在瑞金往会昌的山路上，他们遇到了一支正在行军的红军部队。战士们脚上穿的草鞋已经露出了脚趾，身上的军装打满了补丁，有些人连完整的裤子都没有，用布条裹着腿。看到毛泽民一行人，连长跑过来敬礼：“同志，请问去会昌还有多远？我们部队已经两天没吃上一顿饱饭了。”

毛泽民心里一紧，掏出身上仅有的几块大洋递过去：“你们先拿去买点米。会昌离这里还有三十里，天黑前能到。”

连长接过钱，眼眶有些发红：“谢谢同志！我们不是怕打仗，就是肚子实在顶不住了。前天攻下一个民团的据点，缴获了二十袋米，结果还没运回驻地，就被国民党的飞机炸了个干净…”

那天夜里，毛泽民住在会昌县城的一个招待所里。简陋的木板床，薄薄的被子，但他翻来覆去睡不着。他想起哥哥毛泽东说过的话：“革命不是请客吃饭，但也不能让战士们饿着肚子打仗。”钱，钱，钱！到底去哪里找钱？

第二天一早，毛泽民继续南下。在会昌县苏维埃政府，他见到了县委书记。这位书记是个精瘦的年轻人，说起本地情况来头头是道：“毛行长，我们会昌虽然穷，但不是什么都没有。你看这周围的山，以前外国人来开过矿，挖出来的黑石头运到广东去卖，听说很值钱。”

“黑石头？”毛泽民来了精神，“带我去看看。”

他们骑马走了大半天，来到一个叫仁凤山的地方。这是会昌、安远、于都三县交界的山区，群山环抱，郁郁葱葱。半山腰有一片废弃的矿洞，洞口堆满了乱石和杂草。很明显，这里已经荒废了好几年。

县委书记解释道：“这里以前叫盘古山矿区，美国人、英国人、德国人、日本人都来开过矿。1930年红军刚到的时候，还和当地民团打过一仗。后来1931年8月，民团放火烧山，把山上1000多间工棚全烧了，矿工们都跑了。”

毛泽民弯腰捡起一块石头，仔细端详。这块石头乌黑发亮，沉甸甸的，表面有细密的纹理。他用指甲刮了刮，留下一道浅浅的痕迹。这种质感…他想起在长沙时见过的矿产宣传册，心跳开始加速。

“这是钨砂！”他几乎是脱口而出。

“钨砂是什么？”县委书记一脸茫然。

毛泽民没有马上回答，而是继续在废弃的矿洞周围搜寻，又捡起几块类似的石头。他的手在微微颤抖——不是因为寒冷，而是因为激动。如果他没记错的话，钨是一种极其重要的战略资源，用于制造枪炮弹药，在国际市场上价格极高。

“快！马上派人去把懂矿的老工人找来，我要问清楚这里到底有多少矿！”毛泽民的声音里带着少有的急切。

接下来的三天，毛泽民马不停蹄地走访了仁凤山周围的几个村子，找到了十几个以前在矿上干过活的老矿工。这些老矿工告诉他，盘古山一带的钨砂储量极大，以前外国人开矿的时候，每天都有上百担钨砂运出去。一担100斤钨砂，那时候能卖8块大洋。

“8块大洋…”毛泽民在心里快速盘算。如果能把这些矿恢复起来，每天生产一百担，一个月就是24000块大洋！这可比打土豪来钱快多了，而且可持续！

但紧接着的调查给他泼了一盆冷水。矿洞已经垮塌，设备被民团破坏殆尽，最关键的是缺少技术工人。那些熟练的矿工在民团烧山后四散逃亡，有的去了广东，有的回了老家，有的甚至饿死在逃难路上。要恢复生产，谈何容易？

02

毛泽民没有放弃。从会昌回到瑞金后，他立即向中央临时政府递交了一份详细的调查报告。报告中写道：“全世界一半的钨矿藏在我们中国，在我们苏区。我们应该用力发展生产，以其出口来加紧打破敌人的军事‘围剿’和经济封锁。”

这份报告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。两天后，报告被迅速批复，毛泽民以中央财政部特派员的身份，开始筹办钨矿公司。

1932年1月中旬，在一个简陋的祠堂里，中华苏维埃的第一个公营钨矿场——铁山垅钨矿正式开张。毛泽民亲自到场剪彩，但场面实在谈不上热闹。参加开工仪式的工人只有500多人，大多是从周边村子动员来的贫农，真正懂开矿的老工人不到50个。设备更是简陋得可怜，除了几把铁锹、十几根钢钎，就只有工人们自己做的木头推车。

“乡亲们，”毛泽民站在一块大石头上，大声说道，“我知道大家都担心，觉得这矿能不能开起来，能不能挣到钱。我在这里向大家保证三点：第一，工资按月发，绝不拖欠！技术好的每月6元，一般的5元，新手4.5元，全部用光洋结算！第二，伙食由公家负责，保证大家吃饱！第三，谁要是病了，矿上给看病，药钱矿上出！”

台下的工人们开始交头接耳。6块光洋一个月？这可比在地主家当长工强多了！而且还管饭，管看病？

“不过，”毛泽民话锋一转，“我也有要求。咱们是为苏维埃政权挖矿，为红军挣军饷，不是给地主老财干活！所以大家必须服从管理，听从指挥，保质保量完成任务！能做到的，现在就留下；做不到的，现在就可以离开，我们绝不勉强！”

没有人离开。工人们反而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。这些常年在贫困线上挣扎的农民，第一次感受到了什么叫做被尊重，被重视。

开工的头一个月，困难接踵而至。矿洞垮塌，工人们得先挖开堵塞的石头；设备不足，只能靠最原始的人力挖掘；技术不熟练，钨砂的品质参差不齐。毛泽民几乎天天泡在矿上，和工人们一起下井，一起挥镐，一起研究怎么提高产量。

有一天深夜，矿上的炊事员突然来敲毛泽民的门：“毛行长！不好了！有十几个工人病倒了，说是得了摆子（疟疾）！”

毛泽民一跃而起，连衣服都没来得及穿整齐，就跑到工人宿舍。只见十几个工人躺在床上，浑身发抖，嘴唇发紫。这是典型的疟疾症状！铁山垅一带是有名的疟疾疫区，当地百姓都靠迷信和土方子“治病”，死亡率极高。

“马上去请郎中！”毛泽民立即下令。

“可是毛行长，矿上没钱了呀…”财务科长为难地说。开工一个月，启动资金已经花得差不多了，工人的工资还没发，哪里还有钱请郎中？

毛泽民咬了咬牙：“用我个人的津贴！另外，立即在矿区附近找房子，办个医疗所！长远计，我们不能每次有人病了都措手不及！”

他说干就干。用10块光洋一个月的工资，请来了一个草药郎中和一个中药郎中；借用蛤蟆岭的铁山庵做住院部，在矿区边上腾出三间农房做门诊部和药房。就这样，中华苏维埃的第一个矿山医疗所建立起来了。医疗所充分利用本地的草药，既治病又省钱，很快就在工人中建立起了威信。

但真正让矿工们感动的，是毛泽民在发工资时说的一番话。第一个月底，毛泽民亲自坐在桌前，一个一个地发工资。每发一份，他都会说：“辛苦了，这个月挖得不错。”轮到一个叫张老三的老矿工时，毛泽民多给了他两块光洋。

“毛行长，你算错了吧？我这个月只该拿5元，怎么给了7元？”张老三不解地问。

“没错，”毛泽民笑着说，“多的两元是奖金。你带的那几个新工人，这个月进步最快，这是对你的奖励。以后谁带出好徒弟，都有奖金！”

这个消息迅速在矿上传开了。工人们的积极性一下子被调动起来，老矿工们争相教新工人技术，生产效率直线上升。

03

然而，光有生产还不够，关键是要把钨砂卖出去，换成真金白银。这才是最难的一步。

1932年2月21日，中华钨矿公司正式成立，总部设在铁山垅。中央政府任命燕京大学毕业生胡克功为首任总经理。毛泽民本来对这位留洋回来的知识分子抱有很大期望，但很快就发现，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差距比想象的大得多。

胡克功是个学者型的人物，懂技术，会算账，但就是不接地气。他制定了一大堆管理制度，写了厚厚的生产计划，可就是不知道怎么把钨砂卖出去。八个月过去了，公司账上的钨砂堆积如山，却换不来一分钱。工人的工资开始拖欠，矿上的伙食越来越差，怨言开始蔓延。

1933年初，中央政府做出决定：撤销胡克功的总经理职务，由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兼任。消息传到矿上，工人们欢呼雀跃。他们知道，真正懂他们、能干实事的毛行长回来了！

毛泽民接手后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整顿管理。他撤掉了那个挪用公款的工会委员长，调整了干部班子，把几个能干的年轻人提拔到关键岗位。第二件事，是改善工人待遇，恢复拖欠的工资，提高伙食标准。第三件事，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，就是打通销路。

这条销路，指向的是广东军阀陈济棠。

陈济棠，人称“南天王”，是当时盘踞广东的地方军阀。他和蒋介石貌合神离，表面上接受中央政府的命令“围剿”红军，实际上处处留一手，生怕被蒋介石削弱实力。而且，陈济棠是个精明的商人，知道赣南的钨砂是块肥肉。在国际市场上，钨砂的价格居高不下，德国人、美国人都在抢购，转手一倒腾，就能赚上百倍的利润。

问题是，怎么和陈济棠搭上线？

毛泽民首先想到的是赣州。这座城市虽然在国民党控制下，但商业繁荣，有地下党组织，有开明商人，更重要的是，陈济棠的部下在这里驻防。如果能打通赣州的商路，钨砂就能源源不断地运到广东去。

通过地下党的关系，毛泽民了解到，赣州城有个“广益昌”商行，少东家是陈济棠部下李振球的外甥，专门为陈济棠和李振球炒黄金、收钨砂。毛泽民找到地下党员刘东门生，让他作为中间人，和“广益昌”搭上线。

刘东门生是个生意场上的老手。他先不提钨砂的事，而是正常地和“广益昌”做起了百货生意，慢慢建立信任。三个月后，时机成熟了，他才试探性地问：“听说你们收钨砂？”

“广益昌”的少东家眼睛一亮：“收！当然收！你有货？”

“有。”刘东门生故作神秘，“而且量很大，品质也好。但不是我的货，是…别的地方的。”

少东家心领神会。在那个年代，大家都知道“别的地方”是什么意思。但只要能赚钱，谁管是哪里来的呢？他立刻派人向陈济棠和李振球汇报。

陈济棠听到这个消息，喜出望外。他早就听说红军控制了赣南钨矿，一直想办法搭上线，却苦于找不到渠道。现在机会来了！他立即指示：“忍辱负重，只许成功！价钱好商量，但货一定要拿到手！”

谈判在赣州城外的一个茶馆里秘密进行。陈济棠派来的代表是个瘦高个子，说话慢条斯理，一副官场老手的做派。毛泽民派去的是江口外贸分局局长姚名琨，这是个精明能干的年轻干部。

“我们的钨砂品质最好，储量最大，”姚名琨开门见山，“但价格不能低了。”

“价格好说，”瘦高个子笑眯眯地说，“按照市场价，每担8元光洋，怎么样？”

“8元？”姚名琨冷笑一声，“你这是欺负我们不懂行情啊！国际市场上，钨砂的价格已经涨到每吨上千美元，你们转手一卖，至少赚十倍！就给我们8元？我看这生意没法做了。”说完，他作势要起身离开。

“诶诶诶，别急嘛！”瘦高个子赶紧拉住他，“价格可以再商量。你们想要多少？”

“52元！”姚名琨狮子大开口。

“什么？！”瘦高个子差点跳起来，“你这是抢钱啊！8元到52元，涨了六倍多！”

姚名琨不紧不慢地说：“我给你算笔账。我们的钨砂品质好，杂质少，国际市场上抢着要。你们拿到广东去，转手一卖，每担至少能卖100元光洋。52元买进，100元卖出，你们还能赚48元，这不是暴利是什么？再说了，现在整个赣南的钨矿都在我们手里，你不买，有的是人买！”

两人唇枪舌剑，从上午谈到下午，从下午谈到天黑。最后，在毛泽民的授意下，姚名琨稍微让了一步，定在每担50元。但陈济棠那边也不肯轻易让步，坚持要加一个条件：运输由他们负责，所有风险由红军承担。

就在谈判陷入僵局的时候，一个意外的消息传来：1933年7月，红军在南雄水口与陈济棠的粤军发生了一场大战。彭德怀率领红三军团，在红一军团的配合下，击溃粤军十个团，迫使他们退守南雄。但红军并没有乘胜追击，反而主动撤兵，还释放了上万名粤军俘虏。

这个举动让陈济棠大为震动。他对幕僚们说：“红军这是给我面子啊！如果他们趁势南下，我们可就惨了。看来，红军并不想和我们死磕，而是想和平共处。”

经此一战，陈济棠对红军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。他开始意识到，红军的存在对他来说未必是坏事——红军在赣南牵制蒋介石，他在广东就能保持相对独立。如果红军被消灭了，下一个目标就是他！

1933年10月，双方终于达成了秘密协定：每担钨砂52元光洋，由粤军第一师师长李振球的部队负责护送，从广东经信丰江运入苏区盐、布、药品等物资，再从苏区运出钨砂给双田公司。协定达成的那天晚上，毛泽民在日记里写道：“今日成大事！钨砂有了销路，苏区就有了活路！”

04

协定签订后的第三天深夜，一支由红军战士和矿工组成的秘密运输队，挑着一百担钨砂，悄无声息地出发了。这是第一批正式交易的货物，必须保证万无一失。

毛泽民亲自带队送到交货地点——赣州城外三十里的一个小村子。月光下，他看到了一支同样全副武装的粤军队伍。双方在距离五十米的地方停下，气氛紧张到了极点。

“我是李振球师长派来的！”粤军那边走出一个军官，大声喊道。

“货在这里！”毛泽民也走了出来。

两支队伍慢慢靠近。粤军军官打开一箱银元，在月光下闪闪发光。毛泽民让人打开一袋钨砂，乌黑的矿石在夜色中显得格外沉重。

验货、交钱、交货，整个过程不到半小时。临分手时，那个粤军军官低声说了一句：“毛行长，李师长说了，这生意咱们长做。以后每个月的这个时候，还在这里交货，行不行？”

毛泽民点点头：“行！但有一条，价格不能变，护送路线不能变，出了事你们负责。”

“一言为定！”

就这样，一条秘密的贸易通道打通了。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，中华钨矿公司的产量飞速增长。毛泽民又陆续恢复和开办了盘古山、小垅等多个矿场，雇佣的工人最多时达到近5000人。钨砂源源不断地运出苏区，换回来的是白花花的银元、急需的食盐、救命的药品、御寒的布匹。

到1933年底，中华钨矿公司的年产量达到了2600多吨，创造利润180万银元！1934年，产量进一步增加到近4000吨，销售额突破200万元！这些钱，占到了中央苏区财政收入的70%！

有了这笔钱，红军的军饷有了着落，武器弹药有了补充，伤病员能够得到及时救治，苏区百姓的生活也有了改善。毛泽民在国家银行的金库里，存下了几十担光洋和大批金银珠宝，这成为中央苏区最重要的战略储备。

但更重要的意义在于，钨矿贸易撕开了国民党经济封锁的一道口子。通过这道口子，苏区和外界建立起了稳定的贸易往来。农产品、土特产可以卖出去，工业品、日用品可以买进来，苏区经济开始呈现出良性循环的态势。

然而，好景不长。1933年11月，福建发生了一件大事——国民党十九路军发动“福建事变”，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，建立了“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”。毛泽民敏锐地意识到，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！

他立即派人与十九路军联系，很快达成了“恢复输出输入之商品贸易”的协定。中华钨矿公司积压的钨砂，被贴上“国防物资”的封条，在十九路军的护送下，从赣南经闽西向潮汕、漳厦出口。这条新通道比陈济棠那条更安全、更便捷，运输成本也大大降低。

那段时间，是中华钨矿公司最辉煌的时期。三个公营矿场同时开工，每天都有几十上百担钨砂产出。江口外贸分局的仓库里，堆满了等待出口的钨砂。对外贸易总局在江西、福建设立了15个分局，雇佣的员工超过5000人。钨砂换来的银元，像流水一样进入国家银行的金库。

05

但历史的车轮不会因为一个产业的繁荣而停止转动。1934年，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形势急转直下。博古、李德推行错误的军事路线，实行“以堡垒对堡垒”、“短促突击”的战术，导致红军损失惨重。更糟糕的是，他们对十九路军采取关门主义，在蒋介石调集重兵镇压福建事变时，没有及时伸出援手。

1934年1月，十九路军被蒋介石击败，“福建事变”宣告失败。随后，蒋介石把入闽作战的精锐部队改编为“围剿东路军”，调头进攻中央苏区。这条刚刚打通的贸易通道，又一次被切断了。

9月30日，中央苏区东线的最后一道防线松毛岭失守。红军被迫撤出战斗，开始准备战略转移。中华钨矿公司接到命令：停止生产，掩埋或转移所有设备和钨砂，工人就地疏散。

那天傍晚，毛泽民最后一次来到铁山垅矿区。夕阳西下，群山披上了金色的外衣。曾经热火朝天的矿场，此刻一片寂静。工人们已经陆续离开，有的参加了红军，有的回了老家，有的隐姓埋名藏了起来。

他走进那间简陋的办公室，墙上还挂着他亲手写的标语：“苏区地域，遍布宝藏。一旦开掘，国富民强。军民报矿，一概有奖。”短短二十四个字，曾经激励了数千名矿工日夜奋战，为苏维埃政权挖出了一座座“金山”。

毛泽民的警卫员走进来：“毛行长，该走了。中央纵队马上就要出发了。”

“再等一下。”毛泽民走到窗前，深深地看了一眼这片土地。从1932年到1934年，短短两年多时间，他带领工人们从这片贫瘠的山区挖出了4000多吨钨砂，创造了620万银元的财富！这笔钱，养活了十万红军，维持了苏维埃政权的运转，打破了国民党的经济封锁。

但他心里很清楚，这一切都要暂时告别了。长征在即，国家银行将被编为中央纵队第十五大队，他将担任政治委员，负责押运最后的“家底”——几十担光洋、一些纸币，还有少量金子和珠宝首饰。这是他担任银行行长以来辛苦积攒下的最后家底，也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的生命线。

“走吧。”毛泽民转身离开了办公室，再也没有回头。

06

1934年10月，中央红军开始长征。毛泽民带着国家银行的工作人员和那几十担光洋，跟随大部队踏上了漫漫征途。在遵义，他带领银行工作人员用12个昼夜发行和回笼“红军票”，完成了中国金融史上的一个奇迹。

而留在赣南的那些矿洞，又重新归于寂静。来不及运走的钨砂，被就地掩埋或分散藏匿。那些曾经在矿上挥洒汗水的工人们，有些牺牲在反“围剿”的战场上，有些在白色恐怖中被杀害，更多的人隐姓埋名，等待着革命胜利的那一天。

几十年后，当人们重新梳理中央苏区的经济史时，才发现钨矿产业的重要性远远超出了想象。这个由毛泽民一手创建的产业，在最困难的岁月里，用一块块乌黑的石头，支撑起了一个红色政权的经济命脉。

有历史学家做过这样的计算：1932年到1934年，中华钨矿公司累计创造的620万银元，相当于当时可以购买150万支步枪，或者300门大炮，或者养活30万红军一年！这笔钱，对于一个刚刚诞生、四面楚歌的红色政权来说，无异于雪中送炭。

更重要的是，钨矿产业的成功，证明了毛泽东一贯坚持的观点：革命不仅要会打仗，还要会搞经济；不仅要有枪杆子，还要有钱袋子；不仅要有理想信念，还要有实际本领。这些理念，在后来的延安时期、解放战争时期，乃至新中国成立后，都得到了一次次的验证。

至于毛泽民本人，他在长征路上出色地完成了后勤保障工作，到达陕北后继续担任国民经济部部长。1938年，他奉命前往新疆工作，担任新疆省财政厅代理厅长，再次展现了卓越的理财能力。但不幸的是，1943年9月27日，他被盛世才杀害，牺牲时年仅47岁。

在他牺牲前留下的最后一封家书中，他写道：“我这一生，从韶山的小账房，到苏区的国家银行，到新疆的财政厅，始终在和钱打交道。但我始终记得，这些钱不是为我个人的，是为革命的，是为人民的。如果我的工作能让革命事业少一分困难，让战士们多一分保障，让百姓们多一分幸福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”

这就是毛泽民，一个曾经用一块块乌黑的石头，挽救了红色政权经济危机的人。他没有惊天动地的战功，没有慷慨激昂的演说，但他用算盘和账本，用脚踏实地的工作，为中国革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

今天，当我们回望那段历史时，或许应该记住这样一个道理：革命不只有硝烟和战火，也有账本和算盘；英雄不只在战场上，也在矿洞里、在工厂中、在田地间。正是无数个像毛泽民这样默默奉献的人，用他们的智慧和汗水，撑起了一个红色政权的脊梁，最终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。

而那些深埋在赣南大地下的钨矿，至今仍在诉说着当年的故事——一个关于信仰、关于坚持、关于如何在绝境中寻找生机的故事。它提醒着我们：再困难的局面，只要有信念、有智慧、有实干精神，就一定能够找到出路。

【参考资料来源】

《毛泽民传》，中共党史出版社《中央苏区经济史》，江西人民出版社《红色金融史》，中国金融出版社《中华钨矿公司档案资料选编》，江西省档案馆刘统：《中共曾经营何种贸易创造巨额财富养活了十万红军》，历史研究期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