十月的暴力阴影刚刚笼罩以色列时，毛兹・伊农的人生却悄悄地被重塑了。作为一位深耕旅游业的企业家，他原本可以选择用仇恨回应这场惨烈袭击，尤其是当失去双亲的消息像巨石一般压在他心头时。但伊农偏偏没有照着既定剧本走，这种转变让人不禁想起一个人在极端痛苦中，突然停下脚步问自己“继续复仇，真的能收回失去的一切吗？”他的回答里多了份凛冽的清醒，也多了几十年和平运动浸润出的坚韧。

他的经历让我不自觉地联想到那些夜晚，面对压力、面对失控局面，人们心里都有一个“要不要报复”的挣扎。哈马斯的袭击让很多以色列人陷入愤怒和恐惧之中，可伊农却反思起这样一个循环——追求报复只会卷入暴力风暴，旧仇未解，新恨又生。这种局面早在冲突百年历史里重复过无数次。伊农在特拉维夫对法新社敞开心扉时，提到他对袭击并不感到意外，这种无休止的冲突早已让他心如死水，但绝未麻木。甚至在最可怕的噩梦中，他也不曾想过自己会失去最亲的人，这种痛苦，没有外人能随意安慰。

现在的伊农，站在“反对战争，接受承认”运动的最前线。你要是走在特拉维夫的街头，会发现广告牌上写满了和平号召，街边有人分发着颜色鲜亮的海报，可这背后，其实都是他和一群同路人咬牙坚持的成果。请愿书上的八千五百多个签名，每一个都代表着一个愿意相信未来会更安全、更美好的以色列人。扎齐姆社区行动的组织者更将目标定在一万签名上，他们打算赶在联合国大会召开前，让全世界都听见以色列社会的真实声音。请愿书说得很明白，承认巴勒斯坦国，是希望而不是惩罚；是寻求安全，不是制造分裂。这种说法和传统地缘政治的“你死我活”比起来，听起来既理性又讲究同理心，让人忍不住多看几眼。

运动创始人拉卢卡・加内亚分析冲突升级后，管理理论已经不顶用。她说，现在只剩下两个极端，要么彻底毁灭对手，要么实行“两国方案”。这种决断，让人联想到球赛到最后关头，只有孤注一掷才能打破僵局。其实来这场冲突已不仅仅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裂痕，更多是全世界如何看待和平与正义的考题。从2023年10月到现在，联合国大会的议程早已把巴勒斯坦问题推到风口浪尖。法国、英国、加拿大、澳大利亚甚至比利时都掂量着是否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。国际大事压顶的时候，无数双眼睛盯着，以色列的民间声音，却显得格外珍贵、真实。

加内亚认为，国际社会的承认能减轻加沙地带巴勒斯坦人的苦难。伊农则更进一步，他觉得承认不仅要停留在字面上，更要落地到实实在在的行动。他主张，任何反对两国解决方案的势力都应遭受惩罚与制裁，不只是喊口号这么简单。更关键的是，他呼吁国际社会用激励和投资补贴的办法，像给孩子奖励糖果一样，鼓励有和平意愿的一方去追求稳定和繁荣。这种做法其实挺接地气——谁又能否认，安全感和未来感从不是一纸承诺就能带来的呢？

被战争伤痛击中的人，并不只有伊农。约纳坦・泽根同样经历了难以言说的丧亲之痛他的母亲是知名的和平活动家，居然也在这场爆发中丧命。他没能在身旁陪着母亲走完最后一程，只能通过一通电话送别。这种情景，像极了很多家庭在巨变前的无力和悲哀。也正是这种刻骨铭心的体验，让泽根转换了人生的方向。他说，两个民族共享同一片土地，是这里唯一能持续下去的办法，不管听起来多么困难。他坚持认为，巴勒斯坦人享有人权是两国共存的前提，这一点不能被用来换取以色列自身的好处，不可能被拖延或“讨价还价”。这种包容和底线，才是能够避免下一轮悲剧的护栏。

说到“两国方案”，路上当然不会一帆风顺。如果你翻翻以色列政府的新闻稿，会发现总理内塔尼亚胡和不少右翼政客，始终竭力抵制巴勒斯坦独立计划。他们不断扩大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，实际上是在用实际行动堵死了巴勒斯坦建国的路口。这种政策背后，是深层的安全担忧和民族情绪，每一步都像夹在夹缝里的一根稻草。但泽根并没有因此丧失信心。他举例说，法国和德国有一天也能成为联盟成员，说明和平并不是痴人说梦。如果我们愿意认清现实，不再只相信仇恨和战争的必然，未来也许真的能被改写。

这些以色列民间的声音，往往没有官方政策那样强硬，也没有外交辞令那么复杂。他们用最直接的亲身经历，告诉世界和平的可贵和艰难。我常想，痛苦和希望其实就像夜晚天边的一颗星，黑暗再深，也总会有人抬头去寻找亮光。今日的以色列与巴勒斯坦，无数家庭仍在承受战火，但也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抛弃仇恨，把和解的种子埋进土里。正如伊农和泽根用行动证明真正的改变，往往最初只是一群普通人忍住眼泪，走到一起，开始相信可能性所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