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编者按：1966年12月，彭德怀同志自成都被押送至北京，遭受批斗。关于此事件的经过，坊间流传着诸多版本。陈X迪，曾是北京地质学院“东方红公社”的红卫兵，后任职于广东某职业高中，身为“揪彭德怀行动”的亲历者，他详细描述了事件的始末。以下内容摘自其陈述，旨在提供一个视角，供广大网友参考。】

彭德怀慰问百姓

王大宾获北京指示

我是北京地质学院学生。（以下简称“北地”）身为第六十六届的学生，1966年12月，我与几位同窗结伴，踏上了前往重庆的串联之旅。在那年的一个夜晚，16日，我们抵达了位于市中区临江门附近，沧白路街边的一座小楼，那是“北地东方红”驻渝联络站所在地。文革前重庆政协办公楼里。

攀登楼梯之际，偶遇北地东方红负责人之一王大宾，他热情洋溢地向我打招呼。王与我都曾是1961年踏入北京地质学院的同乡，来自四川，因此在“文革”之前便已相识。他询问我自何处而来，我回答从成都而来。王大宾旋即表明，他有重要事宜需要与我商谈。

于二楼的一间会议室中，王大宾向我透露，东方红驻成都联络处与驻重庆联络处均已收到朱成昭的消息。北地东方红负责人来电自北京，传来了中央文革的命令，要求将彭德怀带回首都。来电者询问我：“据闻彭德怀在成都，不知其具体住址，是否有可能藏身于军区院内？”

我的母亲是一名军医，而我们家始终居于成都军区的大院之中。王大宾向我提出这个问题，自是缘于彭德怀元帅的身份——他曾任国防部长，因此，人们自然会联想到他在成都或许会居住在我所熟知的军区大院。

我向他透露：“成都军区机关已全面启动‘四大’运动，院内战斗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，抄家之风席卷而来。军区的主要机构遍布北较场与西较场，而其直属单位更是散布于成都各处，如此广阔的地域，藏匿个把人自然轻而易举。然而，彭德怀这样的显赫人物，若要确保其安全与隐秘，却非易事，除非军区高层对其实施特别保护。然而，此时的军区司令员和政委已被批斗，自身难保，他们既无心也无力去庇护彭德怀这样的‘困兽’，若彭德怀仍藏身于军区大院，早已被机关的战斗队搜出。”

王大宾将我所提供的情况细致地记录在笔记本上。他补充道，他在十月份的下旬，与十余位同学一同踏上了外出串联的旅程。他们的计划是先赴韶山和井冈山，随后沿红军长征的足迹徒步前行。然而，他在火车上不幸生病，不得不在武汉中途下车，并在那里住院治疗了一个多月。得知他生病的消息后，母亲坚决要求他返回家乡德昌休养。因此，他购置了船票，返回了四川。出乎意料的是，他遇到了这一突发状况，竟是被要求在四川捉拿彭德怀。

（2）彭指示来源

1966年12月13日，周恩来等领导人召集首都多所院校的红卫兵首领聚集一堂。会上，江青突然发声：“你们不都是很有能力吗？为何不去追捕海瑞？听说他在四川时常漫步街头，观摩大字报，与人交谈，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子！理应将他拘捕回来，让他坦白交代问题，接受群众的批判！”

1966年12月15日，戚本禹再度莅临北京航空航天学院。（以下简称“北航”）红旗学生造反组织的负责人韩爱晶宣称：“我要告诉你们，彭德怀目前正身处成都，担任三线建设的副总指挥，当地无人敢对他有所轻举妄动。我们必须将他押送回北京，将他彻底打倒。这是首长的明确指示。”

（1966年，领袖毛泽东亲切会见红卫兵代表。右一为谭厚兰，右二为王大宾。）

（王大宾暂不追究彭。

抵达重庆联络站后，王大宾方得知中央文革的相应指令。据此，他做出决定：在渝的同仁中，仅展览相关人员得以留下，其余人员须即刻前往成都集结。同时，他还紧急通知成都联络站的人员，务必迅速查明彭德怀的行踪，并做好行动准备。

12月18日，四川省地质局的会议室里，北地东方红在四川联络站的数位负责人——钱辛、王大来、谭保华、陈保堂、张华清、郑文卿等——向王大宾同志详尽地汇报了近期的工作进展情况。

他和另一位同学依据彭德怀当时担任三线建委副主任的线索，特意前往三线建委办公地点门外守候。直至夜幕降临，他们目睹一对老少身影从三线建委院落走出，那位年长者颇似彭德怀，于是他们便紧随其后。

两人边行边览阅大字报，搜集传单。夜色朦胧，面目难辨，郑文卿紧随其后，却清晰地捕捉到了老者的咳嗽声，据此推测老者可能患了感冒，需前往药店购药。他于是先行一步，来到附近的药店。果不其然，这对老少步入了药店。在明亮的灯光下，郑文卿清晰地认出了那位咳嗽不止的老者，正是彭德怀。

郑文卿归来后，钱辛、王大来等同仁闻讯喜悦，随即决定与彭总进行一番交谈。翌日，众人抵达彭总寓所，受到了彭总及其工作人员的热情款待。彭总乐于与红卫兵们交流，话题无所不谈，从其早年牧牛的岁月谈起，直至领导平江起义，再到井冈山会师朱毛，以及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、抗美援朝等历次重大战役的经过。

本篇讨论的焦点集中于1959年的庐山会议以及文化大革命。彭总多次重申，他绝非反对毛主席，他所与毛主席的争执，仅是关于建设速度应快或慢的问题。谈及文化大革命，彭总表达了他对该运动的坚定支持，认为它对于抵制修正主义、防范修正主义运动至关重要。他赞扬了群众运动的热潮，并强调通过张贴大字报、展开辩论等方式辨别正误的做法是完全正确的。

“共产党怎会畏惧群众？”此外，他还提及庐山会议结束之后，自己在京郊吴家花园长期赋闲，渴望有机会为人民贡献自己的力量。

交谈氛围融洽，我方人员不时起身为彭总斟满茶水。随着谈话的结束，彭总亲自将众人送至门口，并热情邀请大家再次光临。

钱辛将谈话内容悉数呈递给王大宾过目，提及那位被尊称为“老头子”的。彭德怀大家普遍印象颇佳；这位“老头子”能够畅所欲言，对于自己的得失有着清醒的认识，真是个性情直率的人。

谭厚兰、王大宾、叶群、李讷、林豆豆）

那么，关于是否应对彭采取行动，意见分歧明显。其中，反对对彭采取行动的观点占据了多数。王大来持何种看法，尚不得而知。（北地探矿工程系团总支书记，亦为最早投身北地东方红的教师队伍之一）他的发言颇具代表性，他指出：“‘老头子’堪称革命功臣。刚抵达四川仅一年，便展现出卓越表现。尤为关键的是，‘老头子’坚定地支持毛主席发起的文化大革命，积极投身红卫兵运动，并高度赞扬青年学生的革命精神……”

王大来还说：“（1959年）庐山会议之事，早已成为过往。在那次会议上，彭德怀所陈述的，正是真实的国情。高指标、夸大其词的风气，无疑是错误的；亩产万斤的夸言，不过是虚妄之言。‘老头子’所言之言，方为肺腑之言。面对‘老头子’，我们自愧弗如，缺乏批判之力。”

聆听至此，王大宾感触良多，他感慨地说：“那是在1958年的高一，我担任班长，率领全班同学投身于试验田的种植工作。我们深挖土地至三尺之深，累积肥料高达十万斤，立志实现小麦亩产过万斤的壮志。在生物老师的悉心指导下，我们于每亩土地播种了六十斤的种子，然而收获却寥寥无几，仅得两百斤。全班同学在试验田中痛哭失声。”

经过一番激烈的讨论，双方最终一致同意由王大宾做出最终裁决。王大宾表示：“军中之事，将领在外，军令自然有所变通，我们应依据实际情况来行事。‘老头子’并无新的争议，他坚定地支持毛主席发起的文化大革命，并对红卫兵运动给予了全力支持。他并非刘少奇司令部的一员，因此无需急于追究。”

会议决议暂缓执行中央文革的指令，并派遣王大来、郑文卿即刻启程返回北京，就彭德怀对文化大革命的支持情况作出详尽汇报。

（4）来了“钦差”。

12月22日的上午11时，北地东方红总部派遣“作战部副部长”胡X成抵达成都。胡X成身披军大衣，气宇轩昂，神情傲慢，一副钦差大臣的派头。踏入会议室后，他立刻厉声斥责：“你们都是废物！右倾机会主义思想严重！连彭德怀都无法绳之以法，拘回京城！我受中央之命：立刻将彭德怀押解回北京！”

他转达了周总理对朱成昭的三项具体指示：首先，为确保安全，彭德怀同志返京途中不得乘坐飞机，而应选择火车；其次，需与成都军区协同护送，全程必须确保其安全，并随时向中央汇报进展；最后，切勿在成都召开批斗大会。

“中央首长指出，王大宾犯了极其严重的右倾政治错误，已为彭德怀所屈服。”他的此番言论，立刻引发会场骚动，场面一时陷入混乱。

王大宾挺身而出，辩称：“我身为东方红项目的核心成员，即便是对抗派的成员，亦不敢轻慢我的人格。批评我们为无用之人，非你所宜。我们恪守党的组织纪律，未履行上级命令时，已如实向领导解释未执行的原因，有何不妥？你自诩钦差，此事务由你处置。我打算返回家中，尽孝于老母。”

在场的师生中，绝大多数人站在了王大宾一边，对胡X成的傲慢态度感到强烈的不满，双方争论激烈，难以达成一致。就在此时，探工系的刘志耕老师挺身而出，试图平息纷争，他严肃地说道：“此事重大，切不可有丝毫疏忽，一旦发生意外，王大宾您将无法向中央做出交代。”

刘老师的提醒使得众人迅速冷静，毕竟揪出彭总乃中央文革的既定决策，不执行是不可能的。既然胡X成此行正是为了处理此事，那么自当由他全面负责，而我们则需全力配合，确保彭总能够安全无虞地被护送回北京。

为贯彻总理的三项重要指示，现场随即作出部署，谭保华、陈保堂、张华清被指派即刻前往成都军区，以商讨相关护送事宜；同时，地质局机关车队队长徐彬与地院的同窗携手，共同前往成都铁路局，洽谈返回北京的专列安排。

午后，谭保华等人作出回应：成都军区遵照总理的指令，决定指派一位二级部长具体负责与地院学生的联络工作，同时，军区将派出部队负责护送彭德怀返回北京。铁路局亦表示赞同，并承诺将安排专车将彭德怀送回北京，地院的学生可一同乘车。王大宾计划在事务处理完毕后，便返回老家德昌静养。

（5）揪彭中的波折

12月23日凌晨三点左右，我正处于沉睡之中，忽闻耳边有人急促呼喊：“快醒醒！起身去捉拿彭德怀！”

听闻彭德怀被捕的消息，我瞬间如同触电的弹簧般跃起。此时，室内灯火辉煌，周围的同学们也纷纷兴奋地起身。

夜幕低垂，寒风呼啸。一辆“嘎斯51”式的苏制卡车在道路上飞驰，凭直觉推断，车辆正朝着城区的方向疾驰。大约20分钟后，卡车驶入一条狭窄的小巷。我环顾四周的建筑，很快便辨认出，这条街道正是永兴巷。

踏入永兴巷7号院落，沿着东侧前行约三十米，便会发现一道隐蔽的小门。门后藏匿着一方约一亩大小的静谧小院，高大的树木为院落披上了一层幽深的绿意。北边，一栋别墅式的小平房引人注目，其客厅大门敞开，昏黄的灯光映照出一个人影，仿佛在擦拭眼角的泪水。我心中猜想，或许是一位来自三线建委的职员。然而，不久后我得知，那人是彭德怀的秘书——綦魁英。

客厅内显得格外宽敞，而东侧则辟为彭德怀的办公与休憩之所。室内陈设简朴，仅有一张办公桌、一把椅子以及一张类似部队营房中的硬板床。除了在角落里默默抽泣的綦秘书，室内并无他人身影。

问綦：“彭德怀何在？”

綦答：“人被抓了！”

我询问：“究竟是谁将其掳走？又被带往何方？”

綦答：“不知道！”

我深感惊讶，彭德怀究竟是被谁带走？难道不是我们北地东方红所为吗？

在此之前，彭德怀已被我们东方红组织的目光所锁定。每日黄昏时分，他与警卫员景希珍便会按时外出。彭德怀戴着宽大的口罩，边行边览阅墙上的大字报，偶尔还会伸手去夺空中飘散的传单。他的行走轨迹同样规律，从永兴巷至春熙路，途径东大街、盐市口、人民南路广场，然后循原路返回。

彭德怀已然处于我们的严密掌控之下。凭借他御封的“左派”美誉以及当时北地东方红在成都所拥有的强大影响力，任何红卫兵组织都不敢轻易向我们发起挑战。

正当我们感到困惑之际，一位消息灵通人士传来消息：彭德怀已被北航红旗组织的人士捕获，并被带往成都地质学院。

我们迅速登车，朝着城东北郊的成都地质学院驶去。抵达地院时，天色已大亮。车辆停靠在一栋教学楼前，得知彭德怀元帅正于二楼的一间教室授课。楼内人潮涌动，众人纷纷慕名而来，渴望一睹这位赫赫有名的元帅风采。

我费尽周折抵达二楼楼梯口，却再难前行。楼道内喧嚣嘈杂，人声鼎沸，尽管如此，却鲜有人高呼“揪出”、“打倒”、“炮轰”、“火烧”等激烈口号。事实上，大多数人的内心充满好奇，对彭德怀本人并无深仇大恨。

聂元梓、谭厚兰、王大宾、韩爱晶、蒯大富，从左至右排列）

接下来该怎么做？显然将彭德怀安置在寒冷的教室内并不适宜，北地东方红方面建议将他转移至地质局，那是我们控制的区域。此外，还听闻王大宾和胡X成正在与北航红旗派系进行协商。

经过一段漫长的寂静，喧闹的楼道骤然归于沉寂。有人高声宣称：“彭德怀出来了！”我的目光迅速扫视，只见一间教室的门缓缓开启，楼道中的众人纷纷向两侧让出通道。谭保华等身影率先走出教室，我立刻辨认出紧随其后的是彭德怀的身影。

我尤为关注，彼时那般岁月中，“大人物”一旦被红卫兵拘捕，常显露出的那份惊慌失措的神态，我亦曾目睹中央西南局书记在红卫兵手中惊恐万分的景象。然而，眼前的彭将军却截然不同，他身姿挺拔，面色从容，气质非凡。想他曾是统率百万雄师、历经沙场的杰出元帅。

我们将彭总引领至大楼之外，并安置于一辆早已备妥的华沙品牌轿车内。前方，一辆宣传车引领车队，而彭总所乘轿车之后，则依次排列着数辆满载乘客的卡车，如此浩荡的车队向着四川省地质局的方向驶去。

抵达成都地质学院的正门前，遭遇了一小拨身份不明的学生群体阻挡，想必是北航红旗团队的追随者。尽管他们人数稀少，力量薄弱，但仍不敌我们的攻势，很快便退让出了一条道路。不久后，我们队伍得以安全抵达地质局。

韩爱晶对抓捕彭德怀的艰巨性预估不足，他仅派遣了寥寥五人，意图将其押送回北京。这五人抵达成都后，对当地环境陌生，误以为抓捕彭德怀轻而易举，便打算直接将其带上飞机。然而，韩爱晶并未意识到，这项任务同时被分派给了北地东方红，而中央文革委员会则坐观其成，静待双方角力。

（韩爱晶和陈伯达）

相较之下，王大宾的部署显得更为周详。我们调动了四川地区东方红的全部力量，全力以赴执行捕捉彭的任务。王大宾一方面与北航的负责人进行协商，另一方面派遣人员深入成都地院，探寻彭的踪迹。

谭保华率先发现彭关身处教室，随后我们的大部队紧随其后迅速抵达，将整栋教学楼围得水泄不通。面对北航的守卫，几人无奈之下只得将彭关拱手相让。

此刻，王大宾与胡X成正与北航红旗的代表在某个隐秘的地点进行着艰苦的交涉。有人悄无声息地向他们传递喜讯：彭已成功转移至地质局。闻听此言，王、胡二人喜出望外，随即不再与北航红旗的代表周旋，起身悄然离去。

彭德怀被安置于省地质局二楼的一间办公室，该处原为一位局长办公与休憩的专属套间。彭德怀居住在室内，学生们则在外室，两室面积皆约20平方米。室内设有床铺与沙发，而外室则用干稻草铺设以作床用。四川冬季潮湿寒冷，地质局机关车队队长徐彬特地为他送来了火盆以驱寒。鉴于彭德怀年事已高，不适合食用集体大锅饭，因此为他特别准备了单独的饮食。

彭德怀抵达地质局机关之后，成都军区随即派遣部队进行守卫，使得办公楼仅对特定人士开放，普通民众难以进入。

（6）揪彭专车进京

预定于12月25日午后，返回北京的专车将从成都火车站启程。该专车附属于开往北京的34次快速列车尾部，特设一节软卧车厢，专供彭德怀及其随行部队使用。在软卧车厢前方，还额外连接了两节车厢，用以容纳地院师生。

将有首长前往北京，恳请贵所准时开放首长专用通道。首长乘坐的车辆抵达时，请贵所长亲自下车，鸣响三声喇叭，以便亲自开启大门。

鉴于车辆穿越秦岭后气温骤降，谭保华在启程前特地测试了暖气系统，却遗憾地发现暖气管并未接通。于是，他立即向铁路局请求派遣工人进行修复，确保一切就绪后才安心出发。

成都军区派出专车，由谷参谋长亲自带队，并伴随一排战士的严密护卫，将彭总安全送达火车站。

王大宾执意不欲登车。我耳闻他对负责带领军区的谷参谋长言道：“彭总的安危就托付给你了，你务必确保他安全返回京城。我的职责已尽，我将返回家中探望年迈的母亲。”

谷参谋长执意要王大宾陪同返京，语气坚定地说：“总理早已得知你在成都，咱们还是并肩护送彭总返回北京，地院的学生们全都听从你的指挥。”谷参谋长担心，若没有王大宾在旁监督，那伙人恐怕难以管控。

王大宾心知肚明，若真发生不测，他亦难以向总理作出交代。在谷参谋长多次劝说的情形下，他最终还是决定登上火车。

火车穿梭了两日两夜的时光，在这期间，学生们对彭总关怀备至，每当途径大站，总有热心人下车采购美食，为彭总带来温馨的关怀。与此同时，从北地东方红前往四川演出的宣传队也搭乘了这趟列车返回京城，他们自发提出为彭总献上节目，车厢内气氛融洽，彭总与学生们的相处格外和谐。

27日午后五时，列车抵达北京站。此刻，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已伫立在月台上。他手持一枚卫戍区的大信封，封面上清晰标注着：“谷万才、王大宾同志启。”

王大宾展开手中的信函，递给谷：“遵照总理的命令，需将反党分子彭德怀同志移交至卫戍区副司令李中奇同志……”

谷和王遵照总理的指示，正筹备将彭德怀移交给卫戍区之际，朱成昭匆匆赶至站台，坚决反对将彭德怀交付卫戍区，坚持要将他带往地院。

谷和王恪守总理的指示，坚定地执行。朱仔细审阅了总理的批示，挑剔地指出：信中不慎将李钟奇的“钟”字误写为“中”，如此之误，实难作为依据。

双方争论不休，李与朱均向上级部门拨打了求助电话。随后，戚本禹作出决定：为确保北京站的正常运营，火车将改道至西直门火车站。北地方面派出多辆大型客车接运学生返校，同时安排小轿车将彭送至北地。

彭德怀批斗

抵达地院时，夜色已深至十一点。大食堂为彭总精心准备了一碗热腾腾的鸡蛋面，并在北地办公楼的一间设有沙发与床铺的套间中，为他安排了舒适的休憩之地。

经过约莫三个小时，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亲自莅临，将彭总接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