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58年，我所在的北京农业大学——现名中国农业大学，遵照农业部的指示，被下放到当时享誉全国的“跃进县”——河北省的徐水县。那是一个行动迅速的年代，决策一经下达，短短一周后，我们便踏上征程。

响应毛主席的召唤，我毅然克服了家庭重重难关，怀揣着激昂向上的斗志，加入了由402人组成的农业大学下放大队。1958年8月28日上午10时45分，我们乘坐火车从永定门出发，历经1小时零9分钟的颠簸，最终抵达了徐水。

未曾料想，在这个闻名遐迩的“跃进县”亲历的种种，竟让我如陷迷雾，直至彻底从昔日的狂热中觉醒，成为我人生轨迹中的一个重要转折。

“共产主义”的神话

徐水，昔日一隅偏僻、经济落后的县城，民众生活困苦，十年中有九年遭遇旱灾。在解放前，大量民众背井离乡，远赴关东谋生，街头的乞丐亦随处可见。解放后，生活条件虽有所好转，但徐水仍长期面临粮食短缺的问题，曾食用过全国28个省的粮食。至1957年，河北省的统计中，徐水仍被标记为“黑旗”县、“三类”县，显示出其经济水平的相对滞后。

短短几个月内，“大跃进”运动便使这里焕然一新，更因毛主席亲临视察，使得它声名远播，享誉全国。县城的街头巷尾，到处都是色彩斑斓的壁画：高耸的玉米直插云霄，硕大的肥猪几乎要将圈舍撑破，孩子们欢快地坐在硕大的南瓜上嬉戏。

自1957年11月起，全县民众历经三个月的艰苦努力，成功实现了农田水利的全面化，共整治了27座山头，挖掘了5000口井，开挖了超过500里长的水渠。总计投入了八万个劳动力，挖掘出土石方达2400万立方米。若将这些土石方铺成一条宽3米、厚1米的道路，其长度足以连接北京至武汉。

如今，徐水已实现旱涝无虞，即便遭遇大旱之年，夏收作物的产量亦比去年增长了1.5倍。秋季播种面积达80万亩，其中35万亩种植的是密植甘薯，每亩种植4000株，而晚熟甘薯的种植密度更是高达每亩7万株。目前，作物长势旺盛，涌现出不少“高产田”，其中玉米单株可结8穗，白薯单株重量可达一二十斤，棉花平均每株结棉桃60个，最多可达100个。

听到这里，农业教师咋舌。

王天章对未来计划信心满满。徐水立志成就五大壮举，分别是培育出重达4000斤的巨型猪，实现每亩产出10万斤的谷物，收获单个重量达到100斤的巨无霸南瓜，每亩高粱产量高达25000斤，以及甘薯产量突破100万斤等非凡成果。

随后，他兴奋地向我们讲述起毛主席亲临徐水视察的往事：

毛主席于8月4日午后三点抵达徐水，直至傍晚七时方才启程。在此，他莅临了一片棉田，植株繁茂，密集程度几乎让人难以穿行。他特别细致地观察了一株结有上百个棉桃的“丰产棉花”。此后，该株棉花被公社用红布条加以标识，并动员群众捐赠布料，为它缝制成一件厚实的棉被，并搭建起一座保护性的大棚。

如增加餐次，每天吃五顿饭；或者减少粮食种植面积，将工作时间一分为二，一半用于农业生产，另一半则用于学习文化科学知识、参与文化娱乐活动以及兴办学校等。

事态发生后，县委迅速对毛主席的倡议进行了深入研究，并作出决策，决定将原先的扩大甘薯种植的计划调整为推广小麦种植，进而实施放小麦“卫星”的行动。同日夜晚，全县范围内的电话会议随即召开，旨在传达毛主席视察徐水的指导精神。消息一经传开，全县三十余万民众无不为之振奋，欢声雷动，通宵庆祝。各乡镇纷纷立下誓言，誓言确保小麦亩产量突破两千斤，并承诺要让所放出的“卫星”连缀成片，以至于遮蔽了天际的繁星。

于次日召开的全县“共产主义思想文化跃进大会”上，正式宣布成立人民公社的决定。紧接着，在6至7月期间，由全县250个合作社合并而成的100余个大合作社，在一夜之间重组为7个崭新的人民公社，均秉持“一大二公”的原则。生产资料实现了全面公有化，自留地亦随之被取消；社员的衣、食、住、行均由公社全面负责，从新生儿到学龄前儿童，各项费用均由公社承担；老年人入住幸福院，婴幼儿则进入托儿所，公共食堂成为大家的用餐场所；生产劳动则依照军队营连的编制进行组织。

8月6日，中央农村部副部长陈正人（他与谭震林共同构成了最早识别出徐水作为“跃进县”的中央领导团队。）传来消息，中央政府计划在徐水设立一个重点试验县，以推动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迈进。

8月22日，在中央、省、地工作组的悉心指导下，县委草拟了《关于加速推进社会主义建设迈向共产主义的规划（草案）》，明确了宏伟目标：至1959年，社会主义建设将基本完成；1960年，全县将实现电气化；而1963年，则将迈向共产主义的新时代。

王天章在结语中指出，当前仍有众多人士对食堂的设立持反对态度，这实则反映出阶级斗争的迹象。这些反对者，多为地主富农阶层。因此，全县范围内展开了一场大辩论，对2000余名地主富农分子进行了集中教育，有效打击了他们的反动嚣张气焰。截至目前，全县共设立了1545个食堂，32万居民中已有31万人加入了食堂的行列。然而，近期却接连发生两起投毒事件，导致食堂内500余人中毒。部分富裕农民甚至采取极端措施，将水井填埋，将石磨石碾藏匿，甚至不惜宰杀家禽家畜，乃至耕牛。王天章强调，这一切都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，它们正是阶级斗争在当前社会中的重要体现。

踏入徐水之地，我们便耳畔响起那振奋人心的报告声，尤其是——展望即将在此地启动的中国共产主义实践，马克思的愿景不再是遥不可及的将来，众人皆感兴奋不已，认为这样的机遇实属难得。然而，针对报告中所提及的高产指标，我们众多农业专家在私下交流中不禁对其产生疑虑，普遍认为有必要深入基层进行实地考察与深入了解。

徐水的现实

待我们下放大队安顿妥当，首项活动便是组织众人前往大寺各庄，观摩那片丰饶的产田。

丰产田令人惊叹，堪称“粪堆白薯”。（在粪堆上插秧），“宝塔萝卜”堆起数十层土丘，逐层栽种一圈萝卜，宛如一座宝塔。，“密植谷子”（密布如韭菜丛，以竹竿与竹篾构建稳固支架以抵御倾倒，预计每亩产量可达三万斤。）等等。

但经了解，这些高产田，实则通过超常规的数倍甚至数十倍的施肥手段人为“打造”而成，仅用于展示之用。而广袤的大田，情况则截然不同，根本无法实现这样的种植模式。

我们游览了位于大寺各庄的展览室，室内陈列着一张毛主席于8月4日亲临时坐过的红木椅子，椅子上贴有“主席曾坐，请勿触碰”的醒目标签。

我们拜访了毛主席曾亲手触摸过的两株棉花，它们均被系上了鲜艳的红布条。讲解员介绍道，昔日这些棉花的高度仅至主席的肩膀，而今却已长至1.8米之高。这两棵棉花果真挺拔，我仔细数过，一棵拥有七八十个棉桃，另一棵则超过了百个。这是超常施肥的“成效”。

我轻身潜入茂密的棉花田中探查，四周严实得几乎无法透风，根部完全沐浴在阴暗之中，那些高大的茎干虽然笔直却显得纤弱，竟无一颗棉桃。此刻，我心中涌起的第一个想法是：主席啊，您老人家可能被人误导了！为何您只关注了路边的两棵树，却未曾深入田中一观？

随后，我们投身于广阔田野的劳动实践。首项任务是捕捉白菜田间的菜青虫。在这即将迈向共产主义的崭新乡村，我们依旧依赖手工捕捉害虫。女同学们面对那些肥厚柔软的虫子，常常惊恐地发出尖叫声。植保专业的学生好奇地询问：为何不使用农药来消灭害虫？村干部回答，目前没有农药可用。于是，我们这支队伍连续数日投身于捉虫劳动之中。

随后展开秋季耕作，播种小麦。依照上级指示，要求将土地深翻至三尺深度。号召农大学子们夜间也驻扎在田间，连续奋战两周，翻土作业如同挖掘水渠。农学系的教师们对此提出疑问：将生土翻至表面，这样做真的合适吗？而队干部则回应道：增加施肥量即可。

然而，学生们挖遍整个村庄的厕所，将粪便一桶桶挑运至田地，与泥土混合后，一亩地仅能堆积三四堆。而且，这些还未充分发酵的堆肥便急于使用。更甚者，还得进行密集种植，播种量是往年的四五倍之多，谁又能预料到来年的收成会是怎样呢？师生们在田地里通宵达旦地劳作，有些人疲惫至极，竟在田间地头倒头就睡。我不禁疑惑：这种毫无章法的指挥，难道就是所谓的“大跃进”吗？

9月7日，我们聆听了关于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公报的解读。其核心要义，即继续推进“大跃进”的战略部署。会议主要议题之一，便是通过了《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》。其中，一句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话是：“在我国，共产主义的实现已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未来愿景。”另一是中央认农业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，然而工业发展却面临瓶颈。为此，党委书记亲自担纲工业发展重任，决心带领团队实现年产1070万吨钢的生产目标。这就是“钢铁元帅升帐”。

中央决策与现实差距大。我们未能目睹农业发展的辉煌成就，只见那些小规模试验田中所谓的“丰产”并无实际推广价值，而广袤的农田仍旧沿用着最原始的耕作方式。捉虫以手，担粪于肩，农业的发展尚存诸多不足，与共产主义的理想境界相去甚远。

究竟王天章报告中所提及的高产丰产数据是如何产生的？我在亲身参与劳动的过程中揭露了这一奥秘——丰产靠算盘。在收获白薯的那天，队长亲自前来核对产量。他发现我们挖出的地里有一棵薯藤竟结出了好几个硕大的白薯，一称竟有十几斤重。于是，他询问我们这亩地种植了多少株薯秧，我们回答是4000株。队长便迅速地拨动算盘，计算着：4000乘以20。这一亩土地的产量，达到了惊人的八万斤。然而，由于过度密植，田间出现了大片空缺，那些未能结出白薯的空垄，并未被纳入他的统计之中。棉花产量计算如此。

目睹此情此景，我对王天章所报告内容的真实性不禁产生了怀疑。心中忧虑重重，我不禁沉思。基层干部广泛存在严重虚报现象，那么党和国家领导人是否真的依据这些虚报的数据，得出了“农业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”的判断呢？

然而，真相被尘封，虚假的表象却在国境内广泛流传。徐水，这一先进典型的代表，仍旧以大步流星的姿态前进，同时得到了中央的高度关注与鼎力扶持。在毛主席于8月亲临视察之后，9月，中组部长安子文莅临徐水，强调需进一步缩小地区间的差距，并推行供给制。

9月20日，县委正式颁布了《关于人民公社实行供给制的试行草案》，正式推行“十包”政策。从出生到离世，从日常饮食到衣物用品，乃至沐浴、理发、观赏戏剧等琐事，公社均一应承担。此外，粮票制度亦被废除，人们得以畅快地享用美食。每人领取一张优惠券至供销社兑换相应数量的布料，然而，短短一夜之间，全县的供销社布料便被一抢而空，致使晚到者空手而归。

9月9日，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艾思奇莅临徐水，他感慨地说：“徐水堪称理论工作者最佳的实践课堂，诸位理应亲身前来一观，并向徐水的人民群众汲取智慧。”

10月1日，中宣部副部长周扬莅临徐水，专程前往商庄公社，为农业大学师生带来了一场精彩报告。

根据后续的统计数据显示：自1958年3月初至10月底，共有来自40余国的930余名外国友人与3000余家国内机构纷至沓来，观摩徐水，此举使得徐水之名在国内外响彻云霄。

为营造对徐水这一由中央直接指导的“迈向共产主义”重点试验县的支持氛围，各类阐释中央精神的“理论”观点纷纷涌现，广泛传播开来。这反映了中国特有的发展路径，即先行实现低水平的共产主义建设；“生产关系”得以超越相对落后的“生产力”而先行发展；“共产主义”理念得以率先在一个国家内取得胜利。等等，不一而足。

在实践过程中涌现的种种矛盾与问题，往往被简单归因于“阶级斗争”、“农民觉悟不足”以及“干部能力欠缺”等因素。众多自诩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与理论工作者（我亦在其中）的政治视角，在“共产主义”的幻影面前变得模糊不清。

如此炼铁

自9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生产1070万吨钢的宏伟号召以来，徐水县委迅速响应，立即在县城范围内紧急搭建起众多土高炉，由此拉开了大规模炼钢运动的序幕。

为了贯彻落实这一核心任务，在十月的尾声，农大下放大队正式委派我担任县炼铁工地的宣传队长一职。

正当我着手组织部分师生准备启程之际，突然接到县委的通知，要求我前往县里参与共产主义教育工作。鉴于炼铁工地同样位于县城，大队决定让我同时承担这两项职责。

我首先抵达工地，对宣传队的工作进行了细致的部署，随后立即前往县委共产主义教育办公室完成报到手续。该办公室的主管为中央高级党校党建教研室的主任许邦仪，其余工作人员则包括了来自高级党校、新华社以及清华大学的下派干部。

针对当时所暴露的问题，许邦仪直击要害，明确指出徐水工作中存在的过高指标与夸大其词的倾向。在听取我们的汇报之后，他向我们阐述了对存在这些问题的县委干部的处理原则：首先，要给予保护；其次，要适度进行批评，但必须避免言辞过激。他强调，一旦发现问题，应立即上报，这些问题将成为共产主义教育的生动实例。他还指示我们分赴各地开展工作，深入调查研究，结合实际情况举办流动党校。鉴于我的个人情况，他安排我前往炼铁工地以及商庄公社（农业大学下放地点）开展相关工作。

当我踏进位于徐水车站附近的建筑工地时，眼前一片热闹非凡的景象，高耸的小高炉此起彼伏，工人们大多为健壮的青年。我们的宣传小队驻扎在指挥部附近的一座大帐篷中，众人皆席地而睡，实际上，整日下来，我们大多数时间都是身着衣物，仅能短暂地休息三四个小时。

踏入这片充满活力的热土，我的脉搏也随之激昂跳动。尽管徐水不乏虚假之象，但民众的奋斗精神却是货真价实的，他们确实是心无旁骛地听从党的号召，服从命令，听从指挥。

据调查，起初的情形并非如此，炼铁工地的设立亦经历了一段波折。早在八月，此地便已启动炼铁作业，然而各公社均视其为额外负担，不愿派遣健壮劳动力，致使工地仅剩二十余位女性劳动者，更有村落派遣十几岁的孩童充数。工地上仅有一座由平地堆砌而成的土炉式闷炉，用以生产所谓的“墩炉铁”。工人们需自带粮食与炊具，居住在树间搭建的草棚之中，生活条件极为艰辛。然而，随着九月北戴河会议精神的大力宣传与贯彻执行，听闻系党中央的决策、毛主席的号召，徐水人民立刻积极响应，各公社纷纷派遣精壮劳力至县城，投身于大规模的炼钢运动之中。

整个工地被划分为若干个战区，各区域纷纷兴起了一座座颇具规模的小高炉，这些设备由公社统一提供“铁引子”以及焦炭。由于缺乏技术人员，公社特地从外县聘请了几位曾有过炼铁经验的师傅进行指导，并将县内制作农具、马掌的工匠们组织起来。由于缺乏鼓风机，工人们便依靠人力拉动风箱，为小高炉提供动力。

身为菱角村下放师生的小队长，我在那里亲历了当时如何“寻”得废铁的过程。一日，我正忙于劳作，一名同学召唤我前去接待一位来自区里的干部，他姓郑。抵达队部后，我目睹了他正对队干部大发雷霆。他宣称，县里的小高炉已经建成，而公社的高炉亟需铁引子，若不及时送去，高炉将被迫熄火。他要求立即集结人力，将废铁运送至工地，否则将自行承担后果。队干部辩解称，村民送来的废铁已悉数运送至工地，各家已无多余之铁。那名区干部则宣称，今日他就要让众人见识如何“寻”得废铁。

他吩咐队里的干部携带数个大筐、绳索与木杠，同时，他自己也提前备好了一把大铁锤。随后，他们一同在村庄里逐家逐户地敲门走访。那时，村里的青壮劳力都外出劳作，家中大多由老妇人留守，多数人家门紧闭，锁上只是虚挂，象征着当地“夜不闭户”的和谐风气。区干部在敲开门后，仔细查看了屋内，并未发现任何废弃的铁器。随后，他走向了灶台前，挥舞铁锤，瞬间将那口大铁锅砸出硕大的缺口，随即宣告：“这已是废铁，快将其搬走！”队干部都默不作声。

我不禁感叹：“这分明是一口上好的锅具啊！”他望着我，察觉到我是一名下放干部，语气中带着些许缓和：“如今大家都在食堂用餐，小锅灶早已派不上用场了。”话音刚落，他便转身朝第二家走去。就这样，他在村里转了一圈，那些所谓的“废铁”已被装满了数筐。每当他挥锤敲击，我的心便不由自主地紧缩起来。

屡次欲上前制止，队干部却悄然拉住我的衣角，贴近我耳畔低声细语：“刘大哥，别再提了，说了也是徒劳，咱们村子里皆是如此。听闻有位大学教授因提出异议，竟遭受了批判之苦。”

待各家锅具砸尽，一称之下，仍不足他账本上所记之数。他转身欲砸队中的水车，我终是按捺不住，上前劝阻道：“水车乃生产之重要工具，用于灌溉麦田，岂可轻毁？”

他目光锐利地瞥了我一眼，提议道：“你何不尝试担任这个区的干部？”我愣住了，一时间无法找到合适的言辞回应。他转身对旁边的队长说：“拆！”接连破坏了三台水车，终于达到了所需数量。他下令立即将所谓的“废铁”运往工地，未做任何交代，便怒气冲冲地匆匆前往下一站，继续寻找铁源。

审视那旁侧小高炉旁堆积如山、宛如小丘的“废铁”，不禁让我回想其背后的故事，心中涌动着难以平静的情绪。我曾前往其他村落进行调研，深入了解他们搜集铁引子的途径，却发现几乎无不如此，均是通过这样的“搜集”得来。我渐渐意识到，这一切全然是源于上级下达的硬性任务与严苛指令所致。若干部因未能提供充足资源导致小高炉熄火，则战区负责人需承担相应的政治责任，面临“拔白旗”乃至批斗的后果。无奈之下，各级干部只得采取此类手段，对广大农民实施了一场公开的、具有破坏性的大规模掠夺。

获取铁引子可通过“砸”的方式实现，至于焦炭和煤，农民家中难以寻觅，唯有前往钢铁厂“搜寻”。据悉，各战区均秘密调动人力前往当地或邻近县的钢铁厂进行“搜集”或“借用”。

起初，土高炉得益于稳定的焦炭供应，竟然成功炼制出了铁水，这一喜讯迅速振奋了人心。村民们纷纷敲锣打鼓，欢天喜地地向县委报喜。我们亦迅速行动，展开宣传报道，并对现场进行了采访。此外，我们还编排了快板书和活报剧，在工地周围巡回演出，以鼓舞士气。

“为了产出更多的铁水，哪怕要和美国鬼的敌人拼尽全力！为了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，每个人都必须全力以赴。”还有一位退伍军人，几日几夜未曾离开过炉火，面对风口堵塞的紧急情况，他毫不犹豫地戴上湿手套，钻入炉内清理砖块，即便烧伤双手，他也未曾停歇，继续坚守在岗位上。

民众的热情之火燃烧正旺，然而，中央决策层过于理想化的“大跃进”运动，以及随之而来的大规模炼钢行动所带来的恶劣后果，却无情地打击了人们的积极性。土高炉在连续几天流淌铁水之后，焦炭耗尽，且难以再觅，指挥部无奈之下只得改用木柴和煤炭。进入11月，炉内温度不足，铁水未能充分熔化，导致铁水无法流出，炉内堵塞。尽管建设者们热情高涨，甚至挑战科学，但炉长亲自带头，身着湿透的棉被，钻入炽热的炉膛，试图砸开堵塞的铁块。每砸几下，就得撤出，然后合力将炉内结成的煤铁混合块撬出，各战区将这些物质上交。在徐水火车站上，这些奇异的怪物堆叠如山，不禁让人疑惑，将这些送往钢铁厂究竟能有何用？然而，这些“成果”却将不可避免地被计入本年度的钢铁产量统计之中。

在庐山会议之际，彭德怀因对大炼钢铁运动提出“有得有失”的评价，遭到了毛主席的严厉斥责。毛主席指出，彭德怀有意将评价说成“有失有得”，意在贬低这一运动的价值。然而，在我的徐水之行中，所见所闻无不令人叹息“空手而归”，更是造成了人力物力的极大浪费与损失。怎么算这笔账呢？

设流动党校，实现“过关”。

于共产主义教育办公室的理论宣传岗位上，我内心涌现出深深的困惑与无奈。书本理论中的ABC与现实生活的种种难题时常发生碰撞，导致我言不由衷，甚至无言以对，这让我感到无比苦恼。

在向许邦仪同志汇报了我在钢铁工地所收集到的信息之后，他对我表示，当前炼铁工地上汇聚了众多来自各公社的领导干部，这正是一个举办流动党校的绝佳时机。他指示我尝试在工地举办一至两期培训班，以积累经验并随后进行推广。

“嘿，醒醒啦！”因为他们一天的辛勤劳作让他们疲惫不堪。然而，当我触及谎报产量、破坏工具、损坏水车以及强迫命令等敏感问题时，听众顿时精神一振，纷纷低声议论起来。

我趁机提出疑问，鼓励大家畅所欲言。在这片轻松的氛围中，众人无所顾忌，敢于直言不讳，几乎众口一词地反映。上级设定的目标过于严苛，若无法达成，不是选择黯然退场，便是面临职务的丧失。无奈之下，只得采取虚报数据的手段来应对，而即便如此，虚报行为还能带来一定的奖励。

对此，我指出，虽然上级设定的过高目标属于客观因素，但我们作为干部，在主观上不能只关注个人利益，而忽视群众和党的事业大局。即便通过虚报产量获得了表面的荣誉，但如果上级根据虚报的产量分配粮食给贫困地区，那又将如何应对？如今我们每日以白薯粥为食，便是虚报产量所带来的严重后果。

众人对我的看法表示赞同，接着却好奇地追问：“你分析得确实到位，那么具体实施起来又该如何着手呢？”

我激动地说：“作为一名共产党员，无论遭遇何种压力，都必须将捍卫人民利益置于首位，并对党组织坦诚相告。无数先辈正是以这样的信念和行动，谱写了一曲曲忠诚的赞歌。”我唯有以这不容置疑的原则作出回应。在那个激情澎湃的“大跃进”时期，理论工作者面对现实却显得力不从心。

劳动关、集体关、家庭关、分配关、官为民关、等级关、生活习惯关、道德关、差别关、听党话关。他指出，公社化运动引发了社会生活各领域的深刻变革，带来了众多新问题和新矛盾。若不从思想层面解决这些问题，社会主义建设将难以实现，更遑论向共产主义过渡。他强调，这“十关”不仅是对农村干部的考验，同样是对我们知识分子干部的严峻挑战。

我依据这“十关”对干部的思想进行了深入调查，并融合个人经验，着手编写党课教材。以“劳动关”为例，我调研了一位杰出女劳动模范的生平，请她亲自讲解移栽大白菜的技艺，借此阐述“大跃进”运动不仅要求人们付出体力劳动，更强调了掌握科学知识的重要性。至于“集体关”，我在调查中发现，不少干部误以为“一切归公”便等同于集体化。我则进一步阐明，私有观念的根源在于私有制，集体化的实现并非一朝一夕，私有观念的消除亦非一蹴而就，我们必须加强主观努力，积极转变观念。

对“家庭关”的审视与自我反省，让我倍感羞愧，我深知自己距离真正过关尚有差距。每当目睹当地幼儿园的孩童在泥泞的土地上嬉戏翻滚，我的思绪便不由自主地飘回北京，想起那些幼小的身影。母亲的来信接连不断，满是忧虑：大儿子误食了蓖麻子导致中毒，二儿子不幸患上脑膜炎正在医院抢救，小儿子则饱受严重蛔虫病的折磨。然而，我却在此时此地硬着头皮，宣扬将孩子送入幼儿园能释放生产力的陈词滥调。

女干部立即对我反驳道：“众多妇女劳动力尚未得到解放，她们中的大多数不再外出劳作，而是转向了幼儿园，照看自己的孩子。”面对她的尖锐批评，我一时语塞，无言以对。然而，在内心深处，我亦在思考：呼吁农民朋友们顺利渡过难关的决策者们，他们自身是否已经成功通过这一关？这难道不是与最基本的人性和常理相悖吗？随着调查研究的深入，我的授课变得愈发困难。流动党校的“过十关”教育活动，也因此未能继续进行。

种种纷繁的矛盾以及内心深处的剧烈思想冲突，让我陷入困惑之中，同时也激发了我进行深刻冷静的思考。我追问：“何谓‘听党的话’？”干部们回答：“党若有所命，我们便有所行。”“对上级的指示，我们必须坚决执行。”

我又问：“面对上级下达的高标准任务，却选择虚报成果，这难道是真正践行党的宗旨的表现吗？”大家哑然。

我说：“唯有实事求是，方为真正听从党的教诲！”他们摇头轻叹。

历经理论与实践的激烈碰撞，我终悟其真谛：在那个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，盲目的追随并非真正的“听党的话”。我们应当以实践为检验标准，去甄别理论与政策的正误，这才是唯物主义者对“听党的话”的真正诠释。

据此，我返回学校后，便与徐水下放的实践基地取得联系，受托为学生授课。在课堂上，我针对“大跃进”期间的浮夸风、共产风进行了深刻的批判，学生们对此反应热烈。尽管如此，不久便招致了批评，指责我否定徐水的成就为“右倾思想”。我深知，通过实践，我已获得对真理的深刻理解，这对我的后半生将产生深远的影响。

1958年，难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