78年项南参加梁明德追悼会，任仲夷不解问其关系，项南：他是我爹

为了新中国的成立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做出了重大贡献，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。比如毛主席的妻子杨开慧及两个弟弟都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。儿子毛岸龙、女儿毛岸红失散后，一直杳无音讯。

中国改革开放的先锋之一，福建省委原书记项南的家庭也是如此。他的父亲梁明德是中共地下工作者，曾经化妆送出紧急情报，为反围剿的胜利立下大功。

后因形势危机和工作需要，父子俩改名换姓，一家人天各一方，历尽艰险，直到近20年后，才得以团聚。

因为过于低调，在梁明德去世后的追悼会上，任仲夷还不解地问项南与逝者是什么关系？项南回答：“他是我亲爹！”

项南一家充满悲欢离合的故事，堪称传奇。

项南

立下奇功的红色特工

梁明德真正的名字叫做项与年，1894年出生于福建连城县朋口乡。24岁那年，项与年从在南京做法官的堂兄项廷爵那里接触了革命思想。

1925年秋，项与年在浙江右甲小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
当时正值国共合作比较密切的时期，国民党海外部部长彭泽民见项与年会说福建话、广东话、客家话等多种方言，胆识过人，活动能力较强，于是派他去南洋领导工人运动，宣传革命思想，并在华侨中为北伐战争筹款。

1926年，项与年来到印尼的婆罗洲三马林达市，这里当时还是荷兰的殖民地。项与年豪爽大气、好交朋友的性格在侨胞中很受欢迎。他很快就打开了局面，在当地成立了5个党支部，发展了一批党员。

项与年

1927年劳动节，项与年组织华侨上街游行示威，控诉帝国主义对华侨的迫害，号召大家团结起来反对殖民者。游行遭到当局军警镇压，项与年被捕入狱。

经广大华侨和大使馆交涉，在被关押了五个月后，项与年被殖民当局驱逐出境 。

项与年回国后，共产党正面临着白色恐怖，被迫转入地下活动。项与年辗转联系上了党组织，被派往上海中央特科三科工作。

特科是由周恩来亲自领导的中央情报机关，下设四个科。项与年所在的三科又称保卫科，负责保卫党中央和锄奸、惩治叛徒等特别行动。项与年在特科成长得很快，接连参与了多项行动。

1929年8月24日，由于中央军委秘书白鑫叛变，农民运动领袖彭湃等中共负责人在会议中被捕，周恩来因故没有参会而逃过一劫。项与年和三科的同志们奉命营救彭湃等人。

四一二

8月28日，当囚车驶出警察局时，行动队员准备劫车，不料枪支因黄油过多而无法打响，错失了救出彭湃的机会。

8月30日，彭湃等四位领导人被国民党特务在上海龙华杀害，年仅33岁。

周恩来大为震怒，决定除掉白鑫。因为白鑫处于国民党的严密保护之下，项与年与队友经过多次侦查，没有找到下手的机会。

1929年11月11日深夜，白鑫在众人的簇拥下走出了藏身的范公馆，准备上车转移去南京。

就在此时，特科行动了，只见一辆轿车风驰而至，到白鑫身旁时紧急刹车。项与年从车上跳下，抬起右手，对准白鑫连开三枪后，迅速上车消失在夜色中。整个动作又快又准，一气呵成。项与年等人成功地完成了这次锄奸任务。

周恩来

1931年4月。三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，中央机关被迫全部撤离上海。项与年因为机智勇敢，受命去国民党江西德安保安司令部潜伏。保安司令莫雄与特科领导人李克农关系密切，一直暗中支持共产党。

因为莫雄与红军有着默契，他的防区比较稳定，经常受到上级表扬。曾经获得江西省“剿共”第一名的好成绩。蒋介石还给德安地区颁发了“模范区”的嘉奖令。

为了彻底剿灭江西苏区红军，1934年9月，蒋介石亲临庐山牯岭召开了高级军事会议。

德国军事顾问建议集结150万大军像铁通一样，从四面八方向中央苏区同时推进，逐渐缩小包围圈，以达到封锁、消灭红军的目的。

蒋介石将其命名为“铁桶围剿计划”。会议同时下发了详细的进攻日期、部队分布、行动路线、武器装备和联络方式等作战方案。

蒋介石

这次会议的等级为“绝密”，参会者为赣、湘、鄂等五省的主席和高级将领。莫雄因为前段时间表现“出色”，被通知列席会议，从而获得了这个绝密的作战计划。会议结束后，莫雄火速赶回德安，赶紧召集项与年商量对策。

项与年看完计划后，顿时惊出了一身冷汗。如果敌人的合围阴谋得逞，中央红军将会面临灭顶之灾。

项与年深感十万火急，他得尽快将情报告诉党中央。于是他请莫雄先将“铁桶围剿计划”的概要通过保密电台发送给中央特科。

他将计划的详细内容通过密写药水写在一本字典上面，自己装扮成一名教书先生，连夜朝中央苏区所在地瑞金赶去。项与年一路上要经过数十道关卡，十分危险。

莫雄

他尽量挑山路和小道绕过敌军检查站，如果实在避不开，他也能从容应对过关。就这样，他从九江顺利地经过了南昌。但是越靠近瑞金，敌人的哨卡越多，盘查也更加严密，项与年觉得扮成老师已经不太安全。

为了将情报顺利送达，他找到一个秘密联络点，将情报重新密写到几张纸上，折叠好后缝入鞋底中间。

他采取昼伏夜出的策略走山路继续前进。

在即将进入敌军与红军的交界线时，项与年把衣服在树干上磨破，弄得蓬头垢面，化妆成了乞丐模样。为了确保万无一失，项与年一狠心，忍痛用石头敲掉了几颗门牙。

敌人哨兵见到这个又脏又臭地“叫花子”后，果然唯恐避之不及，赶紧让他通过了关卡。就这样，项与年一路上风餐露宿，经过6天的艰苦跋涉，终于到达了中央苏区。

项与年

当他将这份绝密情报递给周恩来时，大家都为他的这份赤胆忠心而感动不已。党中央根据项与年送来的情报，迅速做出了相应的部署。

1934年10月初，国民党军队按计划大兵压境，而红军主力已经向西突围转移，开启了万里长征，蒋介石自认为万无一失的图谋落空了。毛泽东在评价这次突围时说道：“搞情报的同志是立了功的！”

长征途中，项与年接到了去南京执行任务的命令。不料，他刚出车站，就被国民党特务抓捕了。幸亏他证件齐全，敌人对他的看管并不十分严密。

项与年趁机逃离了魔窟，一路辗转奔波，于一个月后回到福建的家中避风头，与儿子项南度过了最长的一段时光，而且一家子还过了一个团圆的春节。

周恩来

1935年春节刚结束，项与年结束了一个多月的隐居生活，受特科指派，到香港从事抗日、统战工作。一家人从此天各一方，近20余年后才得以相见。

项与年完成香港的任务返回内地时，上海地下党遭到了敌人的破坏，他的身份已经暴露，他只得改名为梁明德，从此梁明德的大名一直沿用到他去世。

上级指示他直接回天津继续从事情报工作。

后来，梁明德长期留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，协同李克农、王世英等人做西北军和东北军高层的工作。抗战胜利后，项与年随359旅进军东北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梁明德在东北各地担任过建设厅、工业厅、农村厅等单位的主要领导职务，后在东北人民政府担任高级监察专员。生活安顿下来后，梁明德终于有空寻找失散多年的亲人。

上海

为革命奔波，妻离子散

项与年与妻子王村玉从小一起长大，王村玉是项与年的童养媳。后来因为家庭生活困难，父母将他俩过继给了开药店的堂叔，项与年也因此读完了私塾。

项与年与王村玉成年后结婚成家，于1918年11月在老家朋口乡文坊村生下了儿子项崇德，也就是后来的项南。项与年的一生与妻儿聚少离多。

项崇德8岁那年，项与年就离开家乡去了南洋。一年后，项与年狼狈不堪地回来了。他对家人说是在那边做生意被骗亏本了。

回国后不久，项与年再次告别家人，奉命赴上海加入了中央特科。他的公开身份是南京华侨事务委员会科长，同时还担任勃生路复生小学的校长。

项与年家人

1929年，项与年回福建办事，顺便回了一趟老家，项崇德又一次见到了父亲，十分高兴。妻子王村玉多多少少听说了外面关于革命的一些传说。她担心地问丈夫：“你一直在外漂泊不着家，到底是在做什么生意？”

项与年见妻子有所怀疑，于是如实相告：“我做的事情比生意重要得多，我们是要让穷苦百姓都能过上好日子。”

王村玉完全明白了，她清楚地知道丈夫做的事情很危险，弄不好是要掉脑袋的，尽管她十分支持丈夫的事业，但心里还是不由得多了几分担心。

为了便于掩护工作，1930年，项与年将王村玉和儿子、女儿接到了上海生活。一家人终于又团聚在了一起。因为家里经常有地下党员前来串门，王村玉严厉教育孩子，只管吃饭读书，不要过问父亲的事情，在外面不要多嘴！

上海

两年后，项与年离开上海打入江西省第四保安司令部，担任莫雄的机要秘书，留下王村玉独自一人在上海抚养儿女。国民党数次“围剿”失利后，对上海的中央特科展开了疯狂地搜捕。

项与年家所在的联络点被敌人发现，王村玉与7岁的女儿被逮捕入狱。项崇德因为在南京强恕园艺学校读书而幸运地躲过一劫。

王村玉在监狱中经历了敌人严酷的审讯。但她坚称自己是一名大字不识的农村妇女，不知道丈夫的信息。

敌人一无所获，在关押了几个月后只得将王村玉释放。遗憾的是，因为监狱条件恶劣，女儿患上了骨锥结核病。出狱后，王村玉依然没有项与年的消息，她也没有生活来源，已经无法在上海呆下去了。

莫雄

于是，一家三口在照相馆照了最后一张合影后，王村玉带领孩子回到了福建老家。王村玉回到老家继续种地维持生活，不久，女儿因病情加重无钱医治而死亡。

王村玉再次遭受重大打击，身心受到了极大的创伤，她黯然离开了老家，开始四处乞讨流浪。为了革命事业，项与年一家从此天各一方，妻离子散。

项崇德早在上海就受父亲的影响，阅读了许多进步书籍，接受了革命思想。

1932年，他回到福建后，在长乐县谋得了一份园艺工作，同时积极参与抗日抗救亡工作。1938年，项崇德加入了共产党，担任福建顺昌抗敌剧团团长，并在闽清县发动群众抗日。为了工作方便，他改名为项南。

1941年，项南借道香港转赴苏北加入了新四军，后来一直留在苏北工作。因为工作出色，项南的职务一路上升。

项南

1949年初，项南担任苏北11分区东南县支队政委。

他受谭震林委派带队去北平参加了全国青年代表大会。不料，开完会回来后，东南县支队进展神速，已经随着大部队渡过了长江。

皖北区党委书记曾希圣得知项南刚从北平开完青年代表大会回来，他当即立断，将项南留在了地方工作，让项南负责组建皖北区青年团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项南顺理成章成为了青年团安徽省委书记。

项南

分别近二十余载后，父子重逢

解放后，项南也开始寻找自己的父母亲。可是当时信息不畅，又经历过漫长的战乱年代，加之父子俩又都改了名字，要想在茫茫人海中找到对方，谈何容易？

母亲王村玉一直在闽西大山中乞讨为生，解放后，她也到处打听丈夫和儿子的消息，一直毫无结果。

有一次，上级来革命老区登记失散人员名单时，王村玉上报了个人信息。

项南偶然间看到了这本花名册，他借来仔细查找，惊喜地在名单中发现了母亲的名字。王村玉苦尽甘来，成功地与儿子团聚。

随后，项南母子又开始四处寻找项与年，已近改名的梁明德也在四处打听他们的下落。可是因为父子俩都改了名字，这给寻亲增添了不少难度。梁明德只知道儿子曾经在皖北一带工作过，恰巧老战友曾希圣正担任安徽省委书记。

曾希圣

于是，梁明德给曾希圣写了一封信，拜托他帮助寻找儿子项崇德，他还在信中提供了一些相关信息。

曾希圣收到信后，让组织部门查了一下姓梁的干部，并没有符合条件的人。

无巧不成书，他又将这个任务交给了团省委书记项南，这就闹出了让“项南”寻找“项崇德”的笑话。

项南听完曾希圣的介绍后，觉得自己不仅名字能对上号，其他各方面无论是家乡的情况，还是在上海法租界生活的经历也都完全相符。

最后他还记起来了曾希圣就是当年经常来他家开会的“胡子叔叔”。这真是“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”，曾希圣完全可以断定项南就是梁明德正在苦苦寻找的儿子。他大喜过望，连忙将喜讯告诉了梁明德。

项南等人

项南也给父亲写了一封长信，介绍了自己和母亲的情况。因为两人相隔遥远，加上工作繁忙，一直没能见上面。

1953年，项南去北京开会，父子俩相约在北京见面。时隔18年后，父子在颐和园再度重逢，百感交集。

他们都极为低调，相认后并没有大肆宣扬，两人也没有改回原名。曾希圣1968年去世后，就很少有人知道他俩的父子关系了。

1978年10月2日，时任农业机械部副部长的项南率领代表团出国考察。正准备登机时，收到了父亲在福建龙岩去世的噩耗。“自古忠孝不能两全”，项南只得含泪出发，让妻子回去料理父亲的后事。

项南

11月7日，辽宁省委为梁明德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，项南和夫人赶往沈阳出席。辽宁省委书记任仲夷有些奇怪，他认为项南与梁明德应该没有什么交集。于是，他问项南：“你和梁老之前认识？”

项南只得揭开这个谜底，他回答道：“他是我亲爹啊。”

任仲夷十分吃惊，当他听完项南的介绍后，没想到梁明德父子如此低调，不由得感慨万千。旁边的人听后，也都是敬佩不已。

梁明德的一生堪称传奇，他的大半生在党的隐蔽战线工作。冒着生命危险送出了至关重要的情报。他的一家受连累四处颠沛流离，做出了重大牺牲。幸运的是，全家终于在解放后得以团圆。他们父子低调相认的过程传为一段佳话。

项南

1982年2月，项南出任福建省委书记，他在福建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，成功地建设了厦门特区，作为改革开放的先行者，他为福建的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。

退休后，项南出任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，继续发挥余热。

梁明德如泉下有知，应为此感到欣慰。

#夏季图文激励计划#